在开国将领里，许多人出身贫苦、没有系统的学习经历。有的人只念过几年的私塾，或者上过小学、初中，真正上过中学的并不多。还有些人是一点学问也没有，全靠在革命队伍里学习文化。王六生就是其中之一。
王六生家里在家中排行第六，因此取名“王六生”，名字简单好记。
秋收起义点燃了革命的火种，十岁的小王六生就加入了儿童团。到1930年，他只有13岁，偷偷背着父母参军。因为年龄小，他把自己的年龄往大报了3岁，可人们也都能看出他其实还没有16岁那样的身体。部队没有让他去作战，而是安排他担任司号员。
王六生在部队里吹号整整干了6年，从一名司号员逐步成长为司号长。部队向陕西北上后，中央红军重新有了番号，领导班子也随之调整。他被调到红一军团红四师12团2连担任指导员。
展开剩余53%在土地革命时期，担任政工干部的人往往有一定文化底子，因为写字作文是必须的。很多红军时期的政工干部或多或少有读书、上学的经历，也有不少人后来转入了军事指挥岗位。那王六生没有上过学，怎么会成为指导员呢？
答案是：他是在部队里学习、慢慢积累起来的。虽然平时行军打仗忙，但休息时也会补充文化知识，日积月累。时任红四师12团总支书记的欧阳文在回忆中说过：王六生确实没上过学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是他让我一笔一划教他认字的。上政治课时，我先给他讲一遍他的内容，他再把讲的讲给战士听，我在旁边补充遗漏之处。欧阳文的学历也不算高，只有小学阶段，略有私塾经历，但他靠耐心指导和王六生自身的努力，逐渐学到了不少。
随着时间推移，王六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连指导员、营教导员、大队政委、团政委、军分区政委等职务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他担任过团政委、师政委、军政治部主任等职，解放后又任军政委、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、副政委等，逐步成长为军队的高级干部。
1971年，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离任，上级提出让南京军区副政委的王六生调任武汉军区政委。4年后，1975年他调任工程兵担任政委。到了1982年，随着军队的精简和改革，炮兵、工程兵、装甲兵等单位缩编为正军级单位，直接由总参领导。王六生等兵种的主要领导顺势退居二线，继续在新的体制中发挥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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